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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武帝晚年三大名臣的人生选择

楼主:姜汁儿 时间:2020-07-29 12:58:01

苏武、李陵与司马迁


西汉王朝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朝代。这一时期,形成了汉民族的主体,塑造了汉民族的精神,提升了汉民族的文化;涌现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汉民族精神的代表。“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卫青,善赋多谋的司马相如、东方朔,牧羊北海不辱使命的苏武,忍辱著述史家绝唱的司马迁……。其中司马迁、苏武是体现汉民族精神的佼佼者。

苏武 (前140—前60)字子卿,汉族,杜陵(今西安东南)人,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威胁利诱,欲使苏武投降。初时把苏武囚于地窖中,不给饮食。苏武嚼旃餐雪,数日不死。单于疑有神助,又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羝,扬言要羝羊乳子方可放其归汉。

北海之地,莽莽荒漠,人烟绝迹。苏武掘野鼠、觅草实,果腹充饥;孤身持节,与同卧起。北海的草枯了又青,青了又枯;草原的大雁南徙北返,北返南徙。年复一年,胡须、头发全白了,使者符节的旌饰脱落了,苏武笑面困境孤独,淡对官禄诱惑,持节守志十九年凛然不屈。苏武,离开中原的土地,深入边远的匈奴。他这一走,竟有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戚,在茫茫白雪中,他是怎么度过一个又一个冰冷的夜晚?那里的北海那里的北海,有着与大汉土地不一样的景色,白云和流雪将天空染成最纯净的白。这种白色,如同苏武的心一样,澄澈后的寂寞,无声的寂寞。

李陵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骑都尉,其祖父即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公元前99年,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征,在祁连山一带遭遇匈奴右贤王部,两军展开恶战。为缓冲李广利战场的压力,时任骑都尉的李陵主动请缨,仅以5千步卒从居延海出征,欲以牵制匈奴主力,并伺机直捣王廷。汉武帝遂予恩准,并任命成安侯韩延年为副将,一同出征。

李陵兵出居延海一个月后,便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且鞮侯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主力。李陵沉着应战,大败匈奴,斩杀敌军数千人。且鞮侯单于大惊,慌忙调集了左右贤王二部共八万骑兵围歼汉军。在孤军深入,独立无援的情况下,李陵率部从容应对,且战且退,八天共斩杀匈奴军一万余人。在退至距边关仅百里的地方,却因叛将出卖,被匈奴重兵围困,最终全军覆没。韩延年战死,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听闻李陵降匈,勃然大怒,下旨将李陵三族全部诛杀。李陵降匈后,且鞮侯单于敬其勇猛有谋,又为李广之后,遂封其为右校王,并把女儿拓跋公主嫁给了李陵。然而,李陵在匈奴的二十五年间,却始终不肯为匈奴效力,“虽受封而不领命”。

他长年蛰居于贝加尔湖畔,与苏武为伴。李陵唯一一次以匈奴将领的身份带兵出征,是在公元前90年,最终却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大败而归。有人认为,这便是李陵不愿为匈奴效命的佐证。汉昭帝即位后,曾派出使者前往匈奴斡旋,意欲召回李陵,不料却被李陵坚拒:“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最终留在了大漠。并于公元前74年病逝于匈奴,一生再无建树。

李陵的一生,堪称曲折纠结,壮怀悲烈。后人对其的评判也充满了争议。

有人认为,李陵敢率五千步卒对抗匈奴八万铁骑,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绝非贪生怕死之徒。投降匈奴,不过为了暂时保全性命,以期有朝一日能逃出匈奴,继续为汉朝效命。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这样叙述道:“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后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李陵传》的开篇,也对李陵大加赞赏:“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但也有后人对李陵降匈之举唾弃嗤鼻,认为李陵率5千步兵抗击八万匈奴的行为实为逞匹夫之勇,不值得同情。并提出大丈夫当以死报国,不应降敌以求苟且。其中,尤以白居易的《汉将李陵论》为代表:“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白居易认为,李陵不为国家的事业牺牲就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就是不勇,放弃先前的功绩就是不智,从而招致后面的祸患就是不孝。这四点无一可取。最终使自己的宗族都灭亡了,实在可悲!

对李陵影响最深的,便是苏武。如果说,李广和汉武帝决定了李陵的外在遭遇,那么苏武则造就了李陵纠结悲怆的内心。并且,后世对李陵的批判,亦多源于与苏武的对比。若笔者是李陵,定会发出“既生陵,何生武”的感慨。因此,要对李陵进行剖析,必然离不开苏武。

公元前100年,苏武授命使匈,被扣留。匈奴单于虽多次威逼利诱,意欲招降,却均遭苏武坚辞拒绝。单于一怒之下便将苏武发配至贝加尔湖牧羊。直至公元前81年,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和亲,双方关系有所缓和,苏武才终于得以回到中原。

苏武被扣的第二年,正遇李陵兵败浚稽山。而后,李陵虽获封右校王,却不愿为匈奴效命,常年蛰居贝加尔湖边,与苏武为伴。在这种“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情形下,二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情谊,并写下历史上著名的《苏李诗》。也正因此,后世多将二人互为对比。事实上,李陵与苏武的命运自一开始就被绑在了一起。李陵祖父李广与苏武之父苏建原系同朝将领,且过从甚密,因而李陵与苏武两家堪称世交。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班固所作《汉书》,并未单独为李陵、苏武二人立传,而是分别置于李广传和苏建传之下。更值得玩味的是,二人的传记偏又放在了同一卷内,即《汉书》第五十四卷《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先是将李苏两家立为同一传,尔后又把对李陵、苏武的记述放在同一卷内,这若不是班固有意为之,便是冥冥中宿命的安排。而苏武对李陵最大的影响,便是其矢志不渝、坚忠不降的气节。

应当说,李陵在降匈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归顺匈奴的想法。尤其在经历了汉武帝夷其三族、获封匈奴右校王、娶拓跋公主等重大变故后,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当李陵面对苏武的气节时,顿又觉得自惭形秽,终究放不下“忠孝节义”的包袱,只能将满腔心酸化为愁肠百结,独自面对苍茫大漠,长歌当哭,泪如雨滴!

这期间,李陵亦曾多次接到且鞮侯单于之命,要他劝降苏武。但李陵始终推诿不往。直至汉武帝末年,李陵才正式向苏武提出了劝降。而这一次,也是李陵心境最为纠结的一次。其时,恰遇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燕然山,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投降被俘,并表示愿归顺匈奴,狐鹿姑单于甚至将公主嫁给了李广利。这一事件令李陵内心翻起了巨大的波澜:李广利的全家妻儿因涉入巫蛊案而被捕下狱,李广利兵败后自知无路可退,选择了投降匈奴。他贵为皇亲国戚,亦能作出降匈之举。而汉武帝喜怒无常、滥杀无辜的性情亦令众臣皆感心寒。既是如此,为何还要愚忠汉室?

或正是基于此,李陵才终于决定向苏武提出劝降,并在面对苏武时,道出了“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这样的话。但不想苏武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先是大颂汉武帝对其一家的功德,比君若父,并称“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至最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说出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绝辞。

苏武坚贞不屈的态度,令李陵深感无地自容,他自嘲道:“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原本已生出几许归顺匈奴之意,却在一瞬间烟消云散。此后,李陵心灰意冷,一直隐居于漠北,不问世事。

公元前81年,昭帝即位,苏武得以重返汉朝。临别前,李陵置酒为其践行,并写下著名的《答苏武书》。文章最后一段极尽悲怆,既庆幸苏武即将重返故土,又预感自己将客死异乡,诸种情感交织,语辞凄绝,令人心生苍凉。“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

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李陵的命运自与苏武纠结在一起,就注定了将以悲剧收场。二人的境遇完全不同,苏武作为大汉使臣,他带着荣耀而来,必将带着荣耀而归,即便客死异乡,也是虽死犹荣;而李陵是一个降敌之人,他的气节早在浚稽山一败时,就已埋葬于万里黄沙,不管他其后如何坚贞傲骨,不事单于,也不可能再带着尊严回到汉室了。

因此,李陵一开始,就不应该把自己和苏武连结在一起。这在根本上导致了他“欲归汉不得,欲降匈不能”,注定将郁郁一生,魂归大漠。

笔者并非赞赏李陵兵败降敌之举,但窃以为,李陵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源的情况下,选择投降是一种权利。但他此后始终不愿归顺匈奴,即便在汉武帝夷其三族的绝境下,仍放不下“忠孝节义”的牌坊,就不免有些愚忠了。事实上,这正是国人几千年来最愚昧之处:永远分不清国家与朝廷的概念,认为爱国便是要忠君。

可怜李氏家族一生尽忠报汉,拼死抗匈,晚景却如此凄凉。正是辛弃疾的一句词,道出其中百般心酸,“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纵观李陵一生,后世对其褒贬不一,充满争议。但过分纠缠于早已无从考证的是非功过,并无任何意义。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乏光环萦绕、传世流芳的人物,但常为后人所遗忘的,却是那些壮志未酬、命陷失路的悲情英雄。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朝廷,汉武帝怒不可止,先把李陵原来的部下陈步乐叫来责问,陈步乐吓得自杀了,然后又问众臣的态度,朝廷上下没有一个敢为李陵说好话的,都生怕触怒了汉武帝,招罪下来,家小难保。

问到了司马迁,司马迁见朝中众臣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家室妻小,皆众口一辞说李陵的坏话,心里早不是滋味了,他很为李陵感到不平,按照他的看法,李陵的投降是有原因的,不应该受到如此责难,倒是那些成天无所事事的臣子,落井下石,颇为不耻。司马迁虽然跟李陵交往不多,两人的志趣也不相投,但凭着平日的观察,他觉得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

这样的奇士,领着5000壮士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敌军腹地,与敌军苦战了那么多天,周旋了几千里地,兵器用完了,气力耗尽了,将士死伤累累,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毫无惧色,全然不顾身后没有一名援军,这样的气节多么值得赞叹啊!现在朝中大小官吏皆指责李陵,他司马迁再不主持公道,李陵的罪名就是无法洗刷的了,因而,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直抒己见。他将李陵的人品大大夸扬了一番,说他具有“国士之风”,对李陵率军孤军奋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的功劳,也是毫不避讳地大加赞赏,说他可以与古代的名将相比,对于那些落井下石的臣子,他也表示了他的不屑。

司马迁滔滔而论,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早已十分阴沉。最后,他请求汉武帝念及李陵的功绩,不要降罪于李陵及其全家。汉武帝早听得不耐烦了,他可不是来听李陵好话的,他以为司马迁竭力赞颂李陵的功劳,是想借讥讽刺无能的贰师将军、他宠姬的兄弟,是在为李陵游说,一怒之下,以“诬罔”的罪名,将司马迁打入牢狱!

正直的司马迁!受非难的司马迁!只因替并不熟识的人讲了几句公道话,身陷囹圄,从此身体与精神上都受尽折磨!冷冰冰的君臣之情,冷冰冰的牢狱,冷冰冰的枷锁,突遭此难,司马迁无处申冤。按照当时的法律,诬罔君主,是死罪一条。要么交50万钱赎罪,要么受宫刑,要么领死。司马迁家里并不富足,哪里拿得出50万赎金?亲友们慑于汉武帝的淫威,也都不愿伸手相救,朝中官吏顾及到自身的安危,自然也是不会替司马迁说话的,因而第一条路,是行不通的了!现在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去受死,或者去受那侮辱人格的宫刑。何去何从,司马迁开始了生死决策。

司马迁想到了死,他宁死而不愿去受这等侮辱,可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到底值不值得呢?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他这样去死,同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汗毛,同蝼蛄蚂蚁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一想到将要接受那残酷的宫刑,司马迁心里又万般痛楚,在他看来,“刑不上大夫”,身为士人,节操是多么重要啊,人的死法有许多种,人受辱的方式也有许多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宗的死法,最卑贱、最污辱的就莫过于受宫刑了,刚正的人,是谁也受不了这种侮辱的啊!

司马迁心如蚁噬,是苟且偷生,还是决然赴死?这两种选择交替占据着他的头脑,使他痛苦不堪,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书!一丝光亮划过他的头脑,书!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书!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忍辱偷生了。

书——他的理想,他真正的生命,两代人的心血岂能半途而废!父亲的遗愿,岂能抛到一边?为了书,为了他的著述得以继续下去,司马迁选择了宫刑!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面无愠色,下蚕室,接受了残酷的宫刑!

夜,漆黑的夜,司马迁的心里比那漆黑的夜还要凄冷,他的人格,他的尊严,在步入蚕室的那一刻,就全然被刽子手夺走了!天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那些勾心斗角的人、那些贪赃枉法的人、那些欺下媚上的人,一切一切的污垢,都还在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着舒舒坦坦的生活,他司马迁伸张正义,反而遭到如此大难!今后的生活,今后的路,又将如何走下去?世人的面孔、朝中众臣的眼神,又将如何面对?

命运啊,干吗要折磨这个可怜的人呢?难道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他受过的累还少吗?难道你不知道还有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等着他去完成吗?命运啊,太残忍了!汉武帝啊,太残忍了!忠言一句,就至于招致你如此毒手吗?你自命为圣明的国君,你四处巡游,洒播你的恩泽,你到处祭祀,显示你对神仙的崇敬,对人民的厚爱,这一切,到底不堪忠言的轻轻一击啊!你所谓的仁爱之心哪里去了,你圣明的面孔怎么变得如此狰狞?

难道是上天要考验司马迁的意志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日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他推演出了《周易》;孔仲尼被围困在陈、蔡,他回鲁国之后编订了《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江南一带,他作了不朽的《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有《国语》传世;孙膑膝盖骨被截,编著了《孙膑兵法》泽及后世;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作《吕览》一书;韩非子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问世;《诗》300篇,大概也是圣贤发愤而著的吧。这些人都是因为思想受到压抑,主张不能得以实现,因而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贯彻于对往事的叙述当中,让后人得以借鉴。相同的命运,就要降临到司马迁身上么?

古今之中,默默死去的人简直无以计数,人就像那草芥一样,过了一个生命周期,死了,又一个生命周期开始了,于是一个生命又出现了。人都会死的,重如泰山的也好,轻如鸿毛的也罢,都会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只是泰山被覆盖,要历经几百年、几千年,覆盖之后,还会有轮廓昭世,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各姓的朝代更替了一次又一次,黄沙掩埋了多少孤魂,古风吹走了多少往事,历史的沧桑,谁也挡不住,可是,有一样东西是被时间掩盖不了、是被历史消溶不了的,那就是——精神!人类的智慧!而得以载述这些智慧、这些精神的书籍,自然也是万古流芳。

在精神的极度困苦与落寞之中,司马迁悟出了人世的许多艰辛,这在他以后的著述当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以此事为转折点,如果说他以前的著述是一碗味道平和,略带苦涩的浓茶,那此后他的著述则是一坛辛辣的烈酒了!受刑之后,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奋笔疾书,他要把这人世间的真实面目,揭露给后人,他要把事情的善恶是非,留给后人去评判、去鉴别。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幽暗的监牢里,只有一盏孤灯为伴,牢门外狱吏走动的脚步声,才带给他一点人世的气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只有一个目标在他心里闪耀,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只有一个理想在他头脑发光。当我们今天面对《史记》这部巨著的时候,心里是否该想想天汉三年遭难的这位几乎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它上面的人呢?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全国大赦,被囚禁了几年的司马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得到了人身自由。或许是出于悔意,或许是出于怜悯,或许是为了进一步侮辱司马迁,总之,出狱不久的司马迁,就被汉武帝委以中书令之任。中书令与尚书令的机构是类似的,主要是作为皇帝与尚书之间的联络:把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又把尚书的奏折转呈给皇帝,一切诏奏机密,都得经过中书的耳目。从职位上来说,比起太史令来,中书令要显赫得多了,可是,司马迁心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这所谓“显赫”的职位,要知道,中书令从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啊!这对他,又是一次侮辱,一次嘲讽。生活为什么如此艰辛,命运为什么如此捉弄人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再一次接受这屈辱的现实。司马迁忍着精神上的巨大煎熬,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他的著述。每每想起他所受的耻辱,他“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除了著述,这一生命中惟一的支柱,他对一切都已失去了兴趣,整天恍惚迷离、若有所失,在家里呆着不知将要做什么,出门时又不知将要往哪里去,只有将要提笔上书的时候,他的理智才恢复过来,他才成了他自己——才华横溢、擅于辞令的司马迁!精神上的受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此时的司马迁,已与以前判若两人了,以前的意气风发,以前的滔滔大论、以前的绚烂文采,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司马迁外表看上去已经十分麻木了,就像一片秋后的枯叶,在秋风中飘零、飘零,行将失去生命,行将被更多的枯叶所覆盖。可是,他内心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这是愤恨的火焰,这是不平的火焰,司马迁将满腹文采、满腹经纶,经过这烈火的铸炼之后,形成了一列列的文字,将他的理想、他的愤慨,倾洒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论述当中。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回他的尊严,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尽情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然而他的亲友未必这样看,当日见死不救的亲友哪能理解他刺心的痛苦,哪能顾念他深深的耻辱?连他的好友任安也把他当成一般的宦官,叫他待人接物要谨慎,要不负朝廷的重托,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如此等等。

司马迁接到信之后,内心十分苦涩,渐趋平静的心又翻起了万丈波澜,翻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该跟任安怎么解释呢?有解释的必要吗?那么大的耻辱既然已经忍受下来了,那就继续忍受下去吧,不用向别人解释什么了,别人的理解也已不再需要了。几个月之后,司马迁听说任安遭了罪,将要受刑,他自己又要马上随汉武帝去雍地,以后怕是再也见不着任安了,因此,给任安回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书中,司马迁满怀激愤,申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控诉了汉武帝的是非不明、残暴无情,将自己目前的境况,也对任安坦然相告,让任安明白他的苦衷。同时也告诉任安,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已经基本完稿了!

任安是否收到这封信,他收到信后是否为司马迁的不幸表示同情,或者对司马迁巨著的初步完稿表示高兴,这都已无从考证了,这封信,却流传了下来。同时,我们也从他的信中得知,继《春秋》而著述,这一工作已基本完成了!多少艰辛、多少屈辱、多少汗水、多少曲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于成一家之言。历史是沉甸甸的,司马迁告诉给我们的历史更加沉甸。各地的奔波、史料的搜集、古籍的整理,各种艰辛,各种劳累,都伴着屈辱的泪水化成了长篇巨著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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